中国革命的"现象学诠释"


我们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似乎呈现出二律背反现象:一方面,可以说我们的革命知识太少了,已有的革命言说虽多,尚不足以反映革命历史及其时代的和超时代的意义;另一方面,正因为如此,也可以说我们的革命知识不是太少,而是太多了,已有的知识妨碍了我们深入理解革命。要解开这种二律背反的死结,首先要做的似乎不是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,而是去学科化。所谓去学科化,强调撇开一切预设,借助文本回到历史现场,观察革命的生成过程,继而尝试使用学科方法给予一定的诠释。基于这一考虑,我以为革命史研究不应限于共产主义革命,而应放眼长时段、跨世纪的社会政治变动,将共产主义革命置于其中加以考察,揭示其深远的意义。在此,社会史的视角是必不可少的。

1992年,美国学者华志坚(Jeffrey N.Wasserstrom)在《社会史》杂志发表《中国革命的社会史研究》一文,将16至20世纪中国社会——涉及明代、清代、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——发生的变化视为漫长的革命过程,并且使用大写、单数的“中国革命”(Chinese Revolution)这一术语来称呼此过程。他认为,美国学术界的中国革命研究的社会史取向,受到了“新史学”、“新社会史”方法和观点的影响,论者多关注妇女地位、城市中的社会紧张、村庄权力关系中的文化要素等问题。华志坚所说的社会史是非常宽泛的概念,按照他的铺陈,社会史追求的目标必定是结构的历史、整体的历史。在该文发表前后,我恰好开始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中国革命,在梳理了社会史研究的谱系、特别是吸收了“语言学转向”的成果之后,我理解的社会史,或者径称新社会史,与华志坚以及国内通行的理解大相径庭,乃是一种非结构的、非整体的历史叙述,与其说指称“历史”的某一特定领域,毋宁说是一种思考历史的方法,或可命名为历史现象学方法。

华志坚

对于这种研究方法,哲学家利科(Paul Ricur)在《记忆、历史、忘却》一书结尾之处写下的一段话可为注脚:历史的背后/有记忆与忘却/记忆与忘却的背后/是生/但,书写生则是另一种历史/未完成。历史的背后存在记忆/忘却,后者是构成历史的母胎,而记忆/忘却又是与人的“生”(la vie)紧密关联的,思考历史和记忆就是思考生,这是历史现象学方法的出发点。确实,历史书写是在生与死、现在与不在之间展开的,书写者从自身所处的现在/生去捕捉不在的过去/死,所能借助的是口传和文字,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史料。书写者之所以知道革命,乃是因为存在着与革命历史有关的话语或文本,它们成为书写者接近革命现场的媒介。

现代意义的中国革命肇始于清末排满运动。1894年11月,兴中会在广州策划反清起事流产后,孙中山流亡日本。多年后,孙中山对陈少白回忆兴中会历史时说,起先并不知道何谓革命,是在神户登岸后看到当地报纸称自己为“革命党”,才知道原来是在干革命。陈少白的记录影响甚大,成为追溯中国革命源头的依据。但是,历史学者手中的史料如同律师递交给法庭的证据,必须经得起检验,否则就不能成为论据。日本学者安井三吉查阅了孙中山抵达神户前后的报纸,结果不要说神户的报纸,就是大阪的报纸,也没有一条关于革命家孙中山的信息,倒是发现了诸如“广东暴徒巨魁”来神户之类的消息。可见,当地报纸并没有将孙中山看作革命者,而是将其视为犯上作乱者。所谓革命,先有其事,后有其名。这个小插曲提示我们,不能随便用后来的术语、概念去解释此前的事情或事件,必须用当时人的术语、概念来理解当时的事情或事件。

实际情形却并非如此。“越是重要的概念,越容易被滥用”。论者在溯及中国革命思想时,每每言及《易经》《尚书》,其中的“顺天应人”革命话语确实反映了中国人对政治的看法,但这个革命话语与《易纬》中的辛酉革命、甲子革令一样,早已成为死语,与实际发生的事情或事件并无关系。翻看《水浒传》可知,即使是吊民伐罪,也自称“造反”,而非“革命”。革命这个词语是在近代语境下被重新激活的,甚至可以说是经由日本而来的外来语——revolution。即使革命这个外来概念,也直至18世纪末才被赋予现代意义,按政治学家阿伦特(Hannah Arendt)的说法,因为现代意义的革命的诞生,“历史进程突然重新开始,一个全新的故事,一个不为人们所知或所闻的故事即将开始”。这个故事在中国的开始比欧洲晚了一个世纪,其本土化有一个过程。由陶成章执笔、最终形成于1908年的《龙华会章程》是排满革命党人动员秘密会党的文本,该文开篇即写道:“怎样叫做革命?革命就是造反。有人问我,革命就是造反,这句话如今是通行的了,但这革命两字,古人有得说过么,我答应到有的。《易经》上面,‘汤武革命,应乎天而顺乎人’,就是这两字的出典”。文章继续写道:革命之所以被曲解为“造反”,并被指为“大逆不道”,乃是皇帝和统治者泼给革命的污言秽语。名为《江湖汉流宗旨》的文本出自哥老会,里面有段文字说得十分明白:“革命者,舍命拼命不要命也,未甚要公入革命,只因明了大害,装住一肚皮的忿恨怨气。满清皇帝尽用王亲大臣专权,尽买卖官当道,不顾民本”。

孙中山

如果不是单从革命之名来理解革命,而是在社会政治变动中去理解革命,那么革命的内涵不但暧昧,其外延也颇为广阔。比如,清政府推行“新政”,将科举制度废止,这是中国皇权文官制度形成以来的大事,堪称一场制度革命。而被归入改良派的,也未必不是革命者,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有革命倾向的人,康有为一干弟子中欧榘甲就是一个。欧榘甲的《新广东》堪称一份以美国政体为模板的革命宣言,其在政治思想史上的意义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。

如果说,横亘于现在与过去、生与死之间的实在距离妨碍了我们的认知,那么,我们对自身境况的不自觉,就让缩短距离的愿望变得遥不可及。在此,我要特别提出的是保持与研究对象的距离对于缩短距离的意义。话者或作者生活在特定的社会文化中,会无意识地接受程式化的认知模式,把很多需要辨析的知识当成如如不动的自明的知识。我这么说是有所指的。放眼望去,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研究,有影响的著述大多不是出自中国人之手,而是外国人写的。外国人未必比我们看得多、理解得深刻,但恰恰是这一弱点能使其对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刨根究底,从而有所发现。这里不妨以美国学者裴宜理(Elizabeth Perry)的革命研究三部曲为例。1980年代中期,我在读研究生时就阅读了她的《华北的造反者和革命者》,该书以100年为时段,从生态政治学的角度分别探究了淮北历史上掠夺的捻军、自卫的红枪会和革命的新四军等三种政治样态。读后很是震动:主题是熟悉的,资料也是熟悉的,但何以中国学者没有如此想问题呢?1990年代,我正在撰写博士论文,内容涉及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,读到她的《上海罢工》,其中关于产业工人与非产业工人政治意识的辨析,以及二者在工人运动中不同作用的考察,对我的研究很有启发。其时,“冷战”结束不久,革命研究业已失去显学地位。日本学者田原史起回顾道:“现在的中国研究者不是在从事现状分析,便是在进行历史研究。对从事现状分析的人来说,革命已经不是‘现状’,对历史学家来说,共产党革命与中华民国史等相比,不是那种可以激发研究兴趣的时髦题目。”与日本学界悄无声息的集体出走相比,美国学界以周锡瑞(Joseph Esherick)为代表的学者开始重新检讨革命所带来的“解放”。裴宜理则反其道而行之,关注早期共产主义者在工人、农民及其家属中所进行的普及教育,所发动的高水平的“非暴力罢工”(nonviolent strike)。2012年,裴宜理出版了《安源》一书,阅读此书不难发现,在一片寂静中,作者却在寻找革命实践中被遗忘的传统。同年5月,我和李里峰教授在哈佛大学曾与裴宜理教授有过一次长谈,当时我劈头就问:你“革命”凡三十载,不疲倦吗?是什么驱动你不断“革命”的?裴宜理闻言大笑。我这么提问,背后是有问题意识的,即从她的研究中可以引伸出两个关涉历史现象学的方法论问题:一是书写者如何捕捉革命的“星火”,从而切入革命历史;二是在理解革命历史时,书写者如何反躬自省现在的地平线。

裴宜理

1989年,贺康玲(Kathleen Hartford)和史蒂文·戈德斯坦(Steven Golds